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1953年，澳大利亚汉学家费子智的《中国革命》一书出版，标志着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1971年l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功举办第28届国际汉学会议，扩大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影响；1979年该校《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创刊后与英国利兹大学的《中国季刊》并称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两本重要国际刊物。
其实单论数量，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论文也很可观。英国学者韦立德在比较澳英两国的中国研究时指出：“从1997—2001年，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为274篇，超过同期欧洲中国研究协会454篇论文数的一半，以及英国中国研究协会从1989—2002年间的91篇。”那么，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呢？
政府和基金会联合推动
1972年中澳两国正式建交，澳大利亚政府和基金会开始积极推进中国研究。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和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相继成立，特别是后者每年以项目形式资助相关学术机构和个人从事中国研究，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术讨论会更是成为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中国研究学者参加的盛会。
在澳大利亚政府改善澳中关系的政策导向下，中国研究学术机构遍及全澳。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46年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唯一一所联邦政府大学，其多个学院和中心都是中国研究的重镇。1970年，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该校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进行学术研究。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的突出成绩也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研究的支持力度。2010年4月，在该校举办的第70场莫里逊讲座（The George E. Morrison Lectures in Ethnology）上，时任首相陆克文作了“澳大利亚、中国与世界”的专题发言，当场宣布政府将出资5300万澳元建立“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将学者、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从相互分隔的学科和系际窠臼中解放出来……在这个中心里，学者、思想家和政策专家能够采取一种全面的工作方式，使那些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公共政策、环境、社会变化、经济学、贸易、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和战略研究实务的专业人士，与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和文化研究融合起来”，他还呼吁商界人士和基金会能在政府的带动下注资建设这个新中心，从而为政府公职人员、学者、媒体、政策制定者和高层商业人士搭建与中国高层对话的平台。
与中国学术界互动频繁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领域里大部分非华裔身份的学者都曾到中国进修过汉语或其他相关课程，他们大多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就以最早到过中国并长期居留的莫里逊来说，他就是一个集“医师、记者、旅行家、作家、藏书家和人文主义者于一身”的人。1917年，费子智在《泰晤士报》上读到莫里逊的两篇文章，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在英国学习汉语，1923年前往中国，很快就学会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他于1936—1939年间在云南大理作田野研究，随后出版了《五华楼：云南大理白族的研究》一书。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白杰明是德裔澳大利亚人，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语言与中国历史，1974—1977年在中国学习过，并以记者、撰稿人和翻译的身份在香港工作多年，结合胶片、网站和写作项目等形式阐发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目前，这些交流已经成为日常机制，澳大利亚许多大学都与中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生等合作项目。正是这些不懈的努力使得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性别关系、历史学、人文地理、国际关系、语言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资料收集体系完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本土之外两座巨大的中文书籍收藏地，前者有接近16万册中文书籍和6400册中文期刊上架，后者则以电子读物为主，现有25万册中文图书，5100种中文期刊和250种中文报纸。为避免藏书重复，1973年9月，这两家图书馆商定，国立大学图书馆负责中国历史和语文书刊的收集，国家图书馆收藏中国研究资料，包括考古、艺术、报刊、政府及政党文献、视听器材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的中文书籍收藏始于1950年费子智购得的许地山数千册佛教及道教方面的藏书，此后房兆楹、陈炎生等人与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出版机构建立定期购买制度，后来随着该馆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合作关系加强，双方馆员的互访及交换协定的签订使得中国大陆多种学术刊物交流到澳大利亚。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也为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主办的海外中国研究汉学资源，它是3W虚拟图书馆项目（www virtual library project）的一部分，有美、荷、澳、德、意等国40余家组织机构共同参加，是全球性亚洲问题研究的合作项目。
此外，从1994年起，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等7所大学的中日韩文资料统一起来编目、规范数据，以便学者通过全国书目网检索馆藏的中日韩文献资料，极大地推动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作者：章立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96期）
